因为守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却无法从中获利，山西省晋城市的农民近年来多次通过堵塞运煤道路、毁坏煤矿设施等违法行为与矿主和地方政府抗争。对此，《中国青年报》7月16日以《晋城困局》为题进行了报道。
　　应当看到，在我国《矿产资源法》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，政府和国有企业代表国家开发、使用这些矿产资源的情况下，“晋城困局”具有相当的普遍性，而非个别现象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“晋城困局”是一出“制度悲剧”。

　　这是因为，导致“晋城困局”的《矿产资源法》制定于计划经济时代的1986年，当时不仅“一切属于国家”的观念深入人心，而且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较低，但社会贫富差距却远没有现在这么显著。更主要的是，尽管当时的人们享受到的社会福利水平还很低，但却比较“平均”，社会弱势群体的“相对剥夺感”远没有今天这么强烈，人们坚信矿产资源由国家统一经营管理，最终会通过社会利益均衡机制给自己带来福祉。在此背景下，《矿产资源法》规定矿产资源所在地的人民不能从资源中分利，人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。

　　然而，时过境迁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，《矿产资源法》这种过于强调国家利益、国有企业利益、忽略矿产所在地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经济条件已不复存在。一方面，人们的个人意识开始觉醒，另一方面经济领域“一大二公”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许多中小型煤矿被改制成私营企业、私人资本甚至外资参股的煤炭生产企业也已经出现。而且，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利益均衡机制被打破后，新的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、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尚不健全，社会群体的分化日益加剧。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继续要求矿产所在地的人民作出“牺牲”，显然不符合公平的原则。

　　再者，在一定程度上，矿产所在地人民也是矿产开发中的利益受损者，必须面对矿产开发带来的种种环境问题———不断发生的农民因为矿产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致病、致贫事件，就是证明。

　　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，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，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。“晋城困局”不过是对这一理论的现实注解。为此，笔者建议全国人大对《矿产资源法》进行修改，以立法的形式规定矿产所在地人民从矿产中分利的权利。至于具体的分配形式，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完善。

山西晋城困局：煤矿老板收入500万 农民500元
《中国青年报》7月16日   记者 刘建林 陈默  周婷  万兴亚

利润千百万　交税二十万 

    今年6月13日，山西省晋城市下辖的高平市王报村村委主任明平和，在赴太原的路上被歹徒砍伤。明平和去太原，是要到省高院反映有关本村煤矿官司的情况。高平市公安局有关人士证实，对他下黑手的就是现在的煤矿经营者雇用的打手。明平和是为了给村民争利益而受到残害的。 
    王报煤矿1997年办齐了四证，并于当年投产。据王报村村民反映，原村委会在没有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情况下，曾与张某签订几份合同。但煤矿投产以来，特别是近几年煤炭市场重新紧俏后，产量越来越大、价格越来越高、环境越来越糟，村民得到的利益却少得可怜。2003年1月，新一届村委换届后，决定把煤矿经营权收回，但与矿方多次交涉无果。2003年8月，王报村委向晋城市中院提起诉讼，当年12月31日中院判决认定，该煤矿原订合同无效，煤矿应交由王报村经营。被告不服，向高院提起上诉，还没等到判决，村委会主任就遭到了袭击。 
    据 王报村村民反映，早在成立之初，就有单位愿意每年上交12万元承包，但当时的村委会却以每年4万元的价格承包给了张某。2003年新一届村委班子上任后，有人愿以每年400万元、甚至600万元的价格承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村民认为应该收回煤矿，重新招标承包。 
    像王报村一样，在晋城市特别是高平，类似的情况大量存在。记者从高平公安局证实，今年以来，有多起规模较大的农民结伙闹事的现象发生，其原因均是因为煤矿利益格局倾斜以后，没有得到快速有效的平衡所致，其中有15名农民因此被逮捕、另有4人批捕在逃。 
    对此，在晋城市人大四届四次会议上，郭京州等23名代表曾提交过专门建议。建议说，煤矿是以国家不可再生资源为支撑基础的企业，在该市，除为数不多的地方仍坚持集体经营外，其余多数村实行由个人或个体联户承包经营方式，不同程度地存在掠夺性开采等问题。建议指出，尤其是近两年来，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，经济持续增长带动了煤炭的高价位运行。据调查，该市乡村煤矿年净收入多为数百万元、乃至千万元以上，但上缴国家利税却保持在20万元左右（在乡镇多为包税制），上交集体承包利润也大多未作调整，基本在20万元以下。这就明显地#p#分页标题#e#<